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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工作

2019-11-08

汶川地震十周年,乐施会灾害救援和重建工作再回首

虽然已经过去十年,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8.0级地震,依然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伤痛。从创伤中康复之余,我们更需要从中汲取经验和力量,继续前行。


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我们访问了一个在民间组织从事灾害救援工作多年的老兵——乐施会中国项目总监廖洪涛博士,请他谈谈乐施会针对汶川地震开展的工作,以及汶川地震对乐施会及中国NGO灾害管理工作的影响。


汶川地震发生后,乐施会如何开展救援工作?


乐施会从1987年开始在内地开展扶贫工作,1991年时已经在云南和贵州开展扶贫与救援项目。汶川地震之前,乐施会每年都会回应内地不同地方的洪灾、雪灾、地震、旱灾等自然灾害,进行救援和重建,但面对规模和影响这么大的灾害还是第一次。尽管十年过去,最初救援的过程还是记忆犹新。


汶川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们正在香港总部办公室开会,通过新闻报道和网络很快知晓灾情,当开始了解到伤亡特别多时,我们马上要求中国项目部的团队和同事对灾情做密切监测,并开始准备救援。


地震后第二天一早,乐施会管理团队决定开展救援,并立刻计划首批救援拨款1000万元港币。现在回看这个数额很少(乐施会汶川地震救援和地震总计投入1.72亿元港币),但当时还没有完全掌握灾情就决定这么大额的拨款,对乐施会来说是空前的。


决定救援后,我们马上开展动员和准备工作。当时乐施会在四川没有团队,我们从昆明、贵阳、兰州、北京团队和香港总部抽调人员组成救援团队,分别奔赴四川灾区和甘肃灾区,开展乐施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救援与重建工作。地震发生一个月内,乐施会分别在四川、甘肃及陕西3个受灾省份,合共17个县市的85个乡镇及村落开展救援工作。第一个月的开支共20,802,839元,总受益人数为279,963人。


汶川救援过程中,什么让你印象最深刻?


当我们到达灾区现场,切身感受到地震造成那么大的伤亡所带来的震撼和悲痛,尤其是看到孩子们,那么多年轻的、鲜活的生命消逝了。作为一个父亲,好多次在学校的废墟前,面对着大批遇难中小学生们的遗照失声痛哭,撕心裂肺的经历和感受还历历在目。


所以,我们救援中特别关注最脆弱的儿童,还有妇女群体。不仅尽力为灾区群众提供大量的救援物资,例如棉被、粮食、食油、彩条布、帐篷等,还特别为儿童和妇女采购物资。乐施会运往灾区的第一批物资,就有许多是给孩子和妇女们的,例如给孩子的蚊帐、蚊香、营养食物及花露水,给妇女的卫生巾等,派发物资时也会优先照顾儿童、妇女和老人。


考虑到灾区学校重建工作需时较长,为了帮助儿童们尽快重投校园生活。经四川教育部门的协调,我们采用防震的板式房屋,为彭州、理县、茂县等灾区儿童提供7所临时学校,其中彭州市北君平小学在6月10日完工,是最早复课的临时学校之一。


汶川救援工作对乐施会之后的灾害项目工作有什么影响么?


第一个影响是设立备灾仓库。汶川大地震后,乐施会的同事很早就到了现场,但由于需要采购和运输等原因,大批量救援物资需要一个星期才到达灾区。吸取这个教训,汶川地震后我们在成都、兰州、昆明和贵阳等地设立了备灾仓库,储备彩条布、帐篷、棉被、行军床等救援物资,这些物资不但适宜存储,而且适用于水灾、雪灾、震灾各种类型灾害救援。此后乐施会在玉树、芦山和鲁甸地震发生之后的紧急救援工作可以快速开展,备灾仓库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影响是更注意梳理乐施会的救援经验,同时引入国际救援标准,将人道救援的国际视角和本地情况相结合。


乐施会是“环球计划”(由众多人道主义民间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及红新月运动联合发起,旨在提高人道主义机构灾害响应行动的质量并对行动负责)在中国内地的联络点之一,一直支持“环球计划”的翻译、出版、培训、交流等活动,希望协助中国本土的民间组织、政府部门等可能参与人道救援的群体提升救援能力。


在这其中,乐施会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经验或教训可以供同行借鉴么?


汶川救援已经十年了,当时的经验现在可能不再适用,但有些还是可能有借鉴意义的,这里主要分享说几点:


首先,在救援物资的选择和派发方面,乐施会非常注重灾区民众的多元和差异性。一方面是要有性别意识,并特别关注脆弱群体。除了帐篷、棉被、粮食这些所有人都能用得到的物品,我们会特别采购派发妇女用的卫生巾等用品,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物资是非常有用的。对儿童群体的需求也非常关注,包括提供儿童营养物资和临时学校设施等;


另一方面,我们注重少数民族群体的特殊需求,在青川县灾区,我们向穆斯林受灾群众发放清真食品,当地民众、政府对我们是非常赞赏的。后来玉树地震救援时,乐施会也因地制宜派发糌粑作为粮食,派发牛粪给灾民点烧火取暖;


救援物资也应更适合当地需要。例如原以为灾区群众会需要帐篷,但之后发现,更需要彩条布,以便有更大弹性在不规则地面上搭建不同大小的临时房屋,也可以用来铺地翻晒粮食等,因此我们后来发放了大量彩条布,广受灾区群众欢迎;


其次,我们特别关注公共卫生问题。地震数天后,乐施会与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合作,在院长及多名教授带领下,一个月内260人次先后在5个灾区县市工作:消毒杀菌、清理垃圾及粪便、疾病监测、派发药物、向灾民传播卫生及防疫知识、采集样本以评估防疫工作等;同时,为改善集中安置区的卫生情况,乐施会向集中安置区提供64个流动厕所;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继续把乐施会在国际救援中积累的有关清洁饮用水与卫生方面的经验引入国内和同行交流;


再次,乐施会汶川灾害救援筹款是比较节制的。当时香港同胞非常积极响应和支持汶川灾区及乐施会的救援筹款呼吁,当乐施会接收的捐款达到1.7亿元港币时,我们判断这个数额基本可以支持我们的救援和重建项目开支时,就主动停止了募款。我们不是一味追求捐款额度越高越好,而是根据要做的工作目标和范围去筹款;


最后,乐施会非常注重信息公开、透明及与社会各界保持及时和密切通报。我们编制了乐施会汶川地震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周年、两周年、五周年工作报告;透过电子邮件、邮寄信件、出版物、社交媒体及乐施会网站介绍工作信息;也与个人捐款者、企业捐款者及义工密切沟通,确保捐款人、合作伙伴、社会各界了解我们的工作方向、救援和重建的规划、进展和成果。


十年过去了,乐施会在灾区还有相关的工作么?


因为汶川地震救援和重建工作的需要,2008年乐施会设立成都项目团队,5年后的2013年,圆满完成重建工作后关闭了成都办,但我们在四川的工作并没有终止。目前还在开展的一部分是芦山地震重建项目,工作基本完成处于收尾阶段;此外还有一些减灾、防灾试点项目,特别是在汶川地震重灾区之一的北川继续开展。


乐施会汶川地震项目实施地除了四川,还有陕西和甘肃,陕、甘两地受地震影响也很大,外界关注不多,获取的重建资源少,加之当地原本就非常贫困,更需要支持,我们在陕、甘开展了救援和十年重建工作,目前仍在一些当时的灾区开展综合扶贫项目。


对NGO来说,救援工作和重建工作,哪个挑战比较大?


一定是救援比较难,救援经常需要在短时间内进入一个陌生地方工作,而且灾区破坏巨大、人员伤亡、损失严重、道路阻塞、通讯不畅, 各方面的挑战很大。


乐施会在内地开展救援和扶贫工作多年,积累了一些经验和网络,与相关部门有比较稳定的联系,在各地都有合作伙伴,有赖于他们的支持,我们的救援工作才比较顺利开展。


去年,乐施会的北京、云南、甘肃、广东办事处相继登记注册,工作地域扩展覆盖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相信之后在灾害信息通报、灾情监测等方面与各方面的合作会更密切,救援工作因此会更顺利。


例如,去年乐施会的各办事处登记注册期间,陕西发生水灾,我们向业务主管单位表达了参与救援的意愿,业务主管单位从中协调,加上伙伴的有力工作,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展开救援。


如何看待防灾与救灾工作的关系,乐施会在哪个方面投入更多?


十年过去了,我们观察发现,政府、企业、NGO和社会各界参与救灾的频率和程度都比汶川地震以前多很多。投入的力度,速度和规模都不停迅速增大。


乐施会也因此作出了相应的调整,虽然我们每年继续常规的灾害救援工作,但现在我们更重视在社区项目中加入减灾、防灾的视角,以减少灾害带来的影响和伤害。例如,乐施会在西北地区的社区发展项目中加入应对气候变化视角,就是希望降低气候灾害给农村社区发展带来的影响。


乐施会在陕西南郑县柳沟村援建排水沟渠、便桥、饮水等工程,提升村庄抵御暴雨洪灾的能力


十年过去了,在你看来,内地NGO的灾害管理工作有哪些变化?


汶川地震后,内地尤其是四川出现了非常多的志愿团体和NGO,关注救灾的组织也增加很多,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随着政府部门在灾害救援和重建方面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那么作为NGO,需要考虑我们的角色和定位,我们最有贡献的地方在哪里?未来我们期待新组建的应急管理部等政府部门与NGO同行、学界等合作,进一步探索和发挥NGO在灾害管理工作领域的角色和贡献。